四川雕塑创作状态

四川美术的现代主义时期，基本文化特点是二元对立，反对即进步。雕塑创作由于材料坚固、制作缓慢和建造的公共性，在个体意识急剧批判集体主义的新潮美术中，难以崭露头角。当时的创作精力大多投入城市雕塑，而城雕从创作体制到工程投标，都囿于学院主义标准和惯性审美要求，很少能真正体现艺术创造力。其中比较突出的作品，是钱绍武的《李大钊》和叶毓山等的《歌乐忠魂》。《李大钊》以阿兹特克石雕头像的石材感，刻画艺术原型的外形内涵，以方正质朴的巨大体量及其震撼力，成为四川纪念性雕像中的佼佼者。只可惜建造环境时拉长两侧，强化了平面性而削弱了实体感。叶毓山等的《歌乐忠魂》在群雕设计中颇具匠心，整体的收束和形体的紧张，景象轮廓和山形背景，诸多关系处理得和谐统一。只是空洞的安排可有可无，略显生硬。
不可否认，不少艺术家在从事城雕工程时，亦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影响持有艺术裁判权的官员和甲方，这大概是从80年代末期开始，抽象或半抽象公共雕塑逐步增多的原因。但大多数作品引用西方城雕样式，并未达到自主创新的程度。在公共雕塑创作方面，80年代投入不小，然收效甚微。近些年，珠海、天津、长春、桂林等地组织雕塑现场创作活动，使雕塑家个人创作直接出场面对公众，可以说是四川城市雕塑从创作意识到建造体制发生变化的起点。
　　以个人创作直接参与艺术潮流者，较早有张永见、朱祖德、付中望、隋建国、宋海冬等。张永见以木石挤压橡胶的抽象作品，借助硬与软、几何形与任意形的对比，象征性地表现了工业社会的生存状态。近作突破固有样式，转向生活具体性和文化针对性，显示了艺术家持续不断的创造力。朱祖德的雕塑，特别是使用抽象语言的圆雕，是四川现代艺术的最高成就之一。其作抽取溶化、锈蚀、裂变和熔滴等物态变化的中介形式，悄然无声却又绵延流转，传达了东方文化对变化之道的敏感和对生命本质的体悟。只可惜艺术家英年早逝，他的一番探索在后来者的创作中影响犹在。付中望的作品以四川建筑的结构方式榫卯为符号，加以孤立和极端的发展，使之成为个性化特征明显的雕塑语言。近作开始尝试具有当下文化意义的转换，其可能性正在不断展现。隋建国以铁捆石，作为作品单元，然后批量复制，自由摆放，其象征意义自不待言。就其由雕塑通向装置而言，在四川亦开先河。近作更着重质材及加工的力度，如满布铁钉的橡胶皮，触动感官的心灵强烈而刺激，作品的原发性、纯粹性和尖锐性是令人惊讶的。宋海冬是最早从雕塑转向装置的雕塑家，他的作品总是有着对个人隐私和社会禁忌的敏感，展示出当代文化中人的病理状态，材料和感觉的联系特殊、微妙、尖新而自然。他在完成一系列以灰尘为颜料的绘画作品之后，皈依佛门，较少创作，不免让人慨叹。